1987年5月，费孝通重访母校，访遍了他六十年前学习生活过的地方，走在老东吴的校园，进入钟楼教室、礼堂、民主楼底楼他当年的学生宿舍等，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宾馆，写下了诗句：“ 回眸笑似瞋，萦怀六十春；河边堤上柳，犹拂三代人。”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个教育世家。农历十月初一是“鬼节”，也叫“十月朝”。传说九月三十夜是阴间放亡人返家的日子，到十月初一五更鸡啼时收鬼回阴。费孝通就出生在给鬼放假的时刻，他曾风趣地说，自己是由于阎王爷的疏忽而漏网的小鬼。父亲费璞安曾经到日本留学，攻读教育专业；母亲杨纫兰是上海务本女学的高才生，后来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杨纫兰生了五个孩子，依次排列为费振东、费达生、费青、费霍和费孝通。费家孩子的名字没有按照家谱排列，费孝通名字里的孝字是因为著名实业家张謇是费璞安的世交，张謇的孩子是“孝”字辈，于是就随了“孝”字，通则是因为费璞安曾经在南通教过书，于是，家里的小公子就取名为费孝通。费孝通先生自述是因为出生在南通，而又孝顺故取名费孝通。
辛亥革命爆发后，费璞安与民众一起赶走苏州及吴江县的满清官吏，并被选为吴江县议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教育督导员)，一心从事教育。费孝通说：“那时，我在吴江小学里读书。有时为了好奇，趁他不在时，我偷偷地去翻阅这些材料(父亲整理的记录)，虽然有很多东西看不懂。现在还记得的是他随班听课的记录，还有评语，某某教师讲解扼要明白等等。他的视察实在就是在做有关当时教育的实地调查。他并没有料到，在他的儿子中会有人继承了他的调查工作。他并没有在我面前讲过要了解社会必须亲自去看去问的道理，但是他做出了身教，身教显然比言教更起作用。”
费孝通十岁时，全家搬到了苏州。那时候身体瘦弱，经常生病，妈妈怕费孝通转到新学校后会受到同学欺负，就把他送到她的朋友王季玉开办的振华女校（今苏州市第十中学）上学，她认为女同学一定不会像男同学那样喜欢欺负人。就这样,费孝通就成了这个女子学校里的唯一一个男生。而杨绛先生在《听杨绛谈往事》中回忆：费孝通是由振华附小升上来的。附小是男女同学，但中学只收女生。他母亲与振华校长是朋友，怕他受大男孩欺负，就让上女中。费孝通与阿季同班，算术顶灵光，阿季演算四则题，常“吊黑板”，老师就让他解答，所以阿季对他有敌意。体操课阿季个儿小，排在队尾，费孝通因为自己是男孩，排在最后。老师教大家跳土风舞，双人跳得时候需挽着舞伴的胳膊转圈，费孝通不肯跳，阿季就说：“你比我高，排前面去。”他答说：“女生。”阿季说：“我们全都是女生，你来干什么？”费孝通结婚后告诉太太，杨季康小时候跟他同学，欺负他，费太太第一次和杨先生见面，就向他“问罪”，说“你们女生好凶啊！”杨先生听说后笑了。
后来，费孝通与杨绛先生都进入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读书。费孝通1928年东吴附中高中毕业后，升入东吴大学，攻医预科，他首先想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当时他的哥哥费青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费青后来又担任过东吴大学法律系主任、教务长。
1928年东吴附中主编的《水荇》
但在1930年放弃作一个医生的想法而决定要作一个社会学者。费孝通来到了北京燕京大学进入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东吴大学时期的费孝通
成绩优秀的费孝通
费孝通来到了北京燕京大学进入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说：“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的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所以我决心不去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习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返回，到大学担任了教授。1939年，他以苏州吴江一带乡村为调查对象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成为国际社会学研究史上的知名著作。
费孝通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但是他却有不一般的文学成就。其散文随笔和诗歌尽管是学术耕耘之余的“副产品”，然而行文朴实优美典雅，灵动多姿，洞察世态人生，是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欣赏的。而高出那些作家的地方，则是费孝通作品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又散发着学者特有的博大精深气息。作家曹聚仁在谈到费孝通文章时，说费孝通与红学家王昆仑、哲学家冯友兰等社会科学家虽然“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但是他们的文采，却“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
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婚礼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特意从家乡赶到北平，参与主持弟弟的婚礼。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他们做证婚人。费孝通夫妇新婚的第4天，他们便踏上了去往南宁赴广西实地调查的旅途。期间王同惠不幸身亡。费孝通亲自为王同惠写了碑文。他在碑文中庄重地说：“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他根据自己与王同惠在瑶山搜集到的材料编写了一本研究专刊。
后来，1939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女士结婚。1940年，对于费孝通来说，是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他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的出生让费孝通尝到了初为人父的快乐。他们的家安在了昆明文化巷的一个小院子里。为了纪念王同惠，他们给女儿起名叫费宗惠。
费孝通的经历中包括了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辉煌、兴奋、屈辱和再荣耀的过程。解放前夕，钱伟长和费孝通都在清华大学任副教务长，分管文理科。当1952年提出院系调整时，两人都主张维持清华大学原来的综合大学的格局，不同意院系调整只搞工科方案，可这个意见没被采纳。1957年两人都成了右派，而且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据说还是因为毛主席讲了话，才最终保留了他们两人的教授位置。1957年，在成为“右派”的著名知识分子中，除了去世者以外，费孝通、钱伟长后来都成了国家领导人。文革结束，费孝通复出，邓小平曾和他讲过，要哪一所大学都可以，但费孝通这一次没有再回到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费孝通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论文多篇。费孝通最重要的著作《江村经济》，被学界公认为是中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1979年以后，费孝通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1982年费孝通与张乃康校长交谈
费孝通先生1982年以后多次到苏州大学访问。苏州大学出版社是在费孝通先生的直接关心与呵护下成长起来的。1992年苏州大学出版社成立之初，急需得到名家大师的帮助与扶持，费孝通先生又“雪中送炭”，应当时出版社的请求，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杂文书稿交由当时尚无多少出版经验的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费老的支持和鼓励下，苏州大学出版社先后精心编校出版了费孝通先生的《逝者如斯》、《芳草天涯》、《言以助味》三本杂文精品。费孝通先生还应邀欣然命笔题写了“苏州大学出版社”的社名，并为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州文化丛书》题写书名。
1999年在东吴大学校门合影